所涉社会参与通常强调多元主体的参与性与自主性，在达致各类社会主体参与管理权利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相应公共事务管理的自组织网络。
至于愿望的道德是否能够通过规范行为来实现的问题是技术操作问题。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二）条例草案一般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批准。《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一条规定，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是年满十八岁的中国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也就是说首先必须是先进分子才能申请加入。第一是明确陈述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是指中国共产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与八个民主党派的关系。法律通过外力约束，道德是自我约束。
所以社会主义法治不同于资本主义法治以保持稳定为特征，而是为了阶级和国家消亡，为了消灭自身，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只有不断进行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才能保持领导党的本色。譬如，就没收违法所得而言，既可能是指没收违法行为人本身的违法所得（行政处罚），也有可能是指没收第三人的违法所得（保安处分）。
四、行政没收的立法设计 如上，在行政法上，我们可以看到两条十分清晰的行政没收轨迹：其一，是行政处罚性没收。这一认识最早可以追溯到刑法学上。二者的区分标准是是否具有违法性和报应性。（二）行政没收的立法位置 采用合并立法模式，需要修改《行政处罚法》。
熊樟林编：《中外行政处罚法汇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6页。但是，在将这两个要件运用到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时，仍然存有疑问，这是因为： 第一，在没收第三人所有物中，第三人尽管没有实施或参与违法行为，却存在已被确认的由他人实施的应受行政处罚行为。
陈鹏：《界定行政处罚行为的功能性考量路径》，《法学研究》2015年第2期。因此，本文拟于此初步讨论，以供参考。[3]参见王青斌：《行政法中的没收违法所得》，《法学评论》2019年第6期。[49]参见【德】Armin Fruehauf: 《德国的刑罚与保安处分》，施智仁译，台湾《月旦法学杂志》2009年第6期。
[45]洪家殷：《论行政罚法上没入之性质》，《东吴法律学报》2018年第3期。很明显，如果无法回答这两个问题，将无法解释面向不满十四周岁的人实施非违法没收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在刑法上，意大利尽管是较早规定保安处分的国家，但其仍然是将保安处分放在《刑法典》中加以规定的。这可以很好地兼顾行政没收的行政处罚和保安处分的双重属性，也是德国《违反秩序法》第五章的立法逻辑，应作为我国《行政处罚法》未来的修改方向。
[4]德国《违反秩序法》第1条：违反秩序行为，是违法的、可责难的、符合处以罚款处罚构成要件的行为。王青斌：《行政法中的没收违法所得》，《法学评论》2019年第6期。
结语 综上所述，所有行政没收都具有制裁性，但并非所有行政没收都是行政处罚。目前来看，可供采行的方案有两种：其一，以是否构成应受行政处罚行为为区分标准，分别撰写违法没收和非违法没收两个条款。
作者简介：熊樟林，法学博士，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对此，有研究者批评认为与第21-23的内容明显不符，实际上第21-23条同样包括了非违法没收，立法说明明显有误。限于主题与篇幅，本文仅探讨行政没收的性质与对象问题。令人费解的是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罚法，是将没收放在第四章裁处之审酌加减及扩张中加以规定的，未单独成章，只是设立了3个（第21-23条）专门条款。在这一概念中，具有界分功能的词组有三项：制裁性违法行为以及基于报应目的。其二，以财物是否为行为人所有为区分标准，分别撰写本物没收（没收行为人所有物）和他物没收（没收第三人所有物）两个条款。
参见王士帆：《二〇一七年德国犯罪所得没收新法——刑法基础规定综览》，载《政大法学评论》2018年总第153期，第123-136页之附件一、二〇一七年德国《刑法》（StGB）犯罪所得没收条文中译。也正因如此，理论与实务界才会有没收违法所得是否包括成本是否可以扩及第三人的巨大争论。
制裁性只是行政处罚的要素之一，除此之外，行政处罚还需要面向违法行为实施（违法性），并且是为了打击或报复（报应性）。近年来，诸如照看老年人志愿者服务指挥交通清扫马路等等这些无法从行政处罚概念通道加以解释的制裁行为，其实都是保安处分概念外延的多元化表现。
文章来源：《政法论坛》2022年第4期 进入专题： 行政没收 行政处罚 保安处分 。就我国非违法没收而言，这是目前最为欠缺的。
因此，对这一利益实施没收，很显然是具有制裁性的。[57]参见王世洲：《罪与非罪之间的理论与实践——关于德国违反秩序法的几点考察》，《比较法研究》2000年第2期。转引自[日]佐伯仁志：《制裁论》，丁胜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页。第三，从立法例上来看，另设没收专章或专门条款，也较为常见。
因此，行政强制措施有可能会面向违法行为实施，这与非违法没收中完全没有违法行为的事实不符。[73]如德国《违反秩序法》第23条（没收条件的扩大）：法律可援引本条款规定，于下列情形，在决定作出时对行为人有所有权或者有权获得的物，不同于第22条第2款第1项的规定予以没收：（1）行为人至少出于过失以该物或该权利作为行为的手段、客体或准备。
目前来看，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比利时及瑞士都奉行这一立场。要求行政机关只没收违法利润，无疑会加重行政机关无法完成的举证责任，不具有可操作性。
在买卖土地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的土地中，买方或受让方的非法所得即为土地。第*条（本物没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予以没收： （一）属于行为人所有的违法所得。
[32]如公安部1986年12月20日颁布实施的《关于没收、处理违反治安管理所得财物和使用工具的暂行规定》规定：二、违反治安管理所得的一切财物，除下列应退还原主的以外，一律没收：（一）偷窃、骗取、抢夺、哄抢以及敲诈勒索的公私财物。这是因为，在技术层面，如何从总收入中区分非法收入存有难度。[72]第二，相较而言，违法没收和非违法没收的区分标准，没有本物没收和他物没收的区分标准清晰、固定。较好的立法策略是将行政没收写入《行政处罚法》，但不在处罚种类条款中予以列明，而是另设专章。
第二，除制裁性之外，实质性判断标准中的其他五个要素（行政性、具体性、外部性、最终性、一次性），几乎所有的行政没收都符合。整体而言，他们与《行政处罚法》所要打击的应受行政处罚行为之间关联密切，不宜割裂使用。
《行政处罚法》第30条规定：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有违法行为的，不予行政处罚。在行政没收中，本物没收和他物没收的区分标准只不过表现在立法中轴上而已。
第二，行政没收需要的并不单单是一个身份或角色，还包括当下急缺的非违法没收的正当性、成立要件、法律效力等内容，这显然不是增修一个条文就能够处理的，而毋宁是一个规则群。典型如超出合理价格的销售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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